一九九六年，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奠定了从文艺作品讨论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法律与文学”学术范式。从现代学术工业的评价标准来看，“秋菊的困惑”是过去二十年最有生命力的中国法学理论命题之一。从这个命题衍生的诸多学术论文就是明证，无论其态度是支持、推进，还是质疑、反对。一个遭遇批评的命题不代表命题本身有问题，可能恰恰是它有一些刺激读者的新东西。用苏力的话来讲，是“批你也算是看得起你”。

不过，遗憾的是，过去二十年对《秋菊打官司》（简称《秋菊》）的方法论反思并不充分，以致许多争论不过是学者们在不同的频道上“自说自话”。学者们往往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念和立场讨论、使用“秋菊形象”。而且，《秋菊》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也存在着多样的歧异。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否支持“秋菊的困惑”，研究者需要追问一个“法律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在讨论秋菊时是以什么态度和方式进行怎样的讨论？

秋菊的困惑：法盲与法治

“我就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从《秋菊》的戏剧性结尾入手，苏力建构了“秋菊的困惑”的基本命题：根据（西方）“普适权利”构建的当代中国正式法律制度无法容纳和回应秋菊的“讨说法”，反而损害乡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

“秋菊的困惑”挑战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强调政府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不得侵犯秋菊们的个人权利。于是，要实现这个大写的“法治”，需要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都具备“法治意识”——法治的前提是民众“理解”乃至“信仰法律”。“秋菊的困惑”则提出了一套与主流法治不同的叙事模式：秋菊“讨说法”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法律实现个人权利（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刑事惩罚），她要的是村长道歉，并继续为西沟子村人服务。从乡公安到市人民法院的法律程序并没有给秋菊一个“说法”，但是村长救助难产的秋菊和秋菊的顺利生产，已经让西沟子村一度紧张的官民冲突得以“自然弥合”。然而在影片结尾，国家法律的介入带走了村长，反而破坏了乡土社会的互惠秩序。

在主流法治叙事看来，秋菊不过是个“法盲”。在苏力看来，“秋菊的困惑”意味着中国法治需要摆脱基于普适主义的“法律移植”的诱惑，认真理解和对待“秋菊的困惑”。理解的第一步是听懂秋菊充满乡土气息的“说法”。由此出发，有论者深入分析了“说法”背后的“本土资源”：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生活信仰，乡土社会中“气”和“面子”的生活逻辑。也有论者强调现代法律体系必须理解中国民族的“生育本能”，因为这是维持秋菊一家与西沟子村的安定团结的根本原因。作为“生育制度”的家庭及其价值，也理应成为理解中国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更有论者从“秋菊的困惑”转向“村长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讨论电影反映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官民关系变迁、基层治理困境及其根源等“中国政治与法律的根本性问题”。

当然，也有不少论者质疑苏力的基本命题。“秋菊的困惑”在什么意义上构成真实世界“法律与社会”的冲突，抑或只是苏力建构的一种巧妙的修辞？——现实法律实践中很少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于是，秋菊不依不饶地要求村长道歉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请求？现代法律制度，无论是民法的“赔礼道歉”，行政法的“依法行政”，还是刑法的“依法审判”，对“秋菊的说法”可能是不完美但是后果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早期“秋菊的困惑”尚属寻常事件，那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秋菊的困惑”是不是早已被现实解决，或者成为理应进入“历史的垃圾箱”的过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