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的逻辑：法律与社会

其实，第一个自觉反思“秋菊的困惑”的学者正是苏力本人。在《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一九九六）一文中，他讨论“法律与文学”得以成立的四个理由：第一，《秋菊》是“现实主义流派”电影；第二，“秋菊的困惑”的真实性在于生活的逻辑建构及其背后的普遍意义；第三，已有许多以文艺作品作为素材来研究法律的成功范例；第四，文学故事解释相对于法律解释更具开放性，可以提供区别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多元视角。

苏力式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素材是文艺作品，研究方法是文学（故事）的生活逻辑建构及其开放性，研究对象是法律与社会。二十年来，从“秋菊的困惑”命题出发，学者们讨论了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情理”“现代与传统”“法治与法盲”等二元对立的法律冲突与矛盾，主张中国法治应当建立在尊重“秋菊”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律需求的基础之上。因此，以“秋菊的困惑”为代表的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与苏力提倡的“法社会学”“社科法学”分享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社会）经验/价值”带回中国法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秋菊的困惑”是一个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学术创造，而非西方“法律与文学”既有理论的简单套用。毋庸置疑，这是苏力对中国法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沟通中国“法律与文学”的是“中国社会”，或者说立足于解释中国社会特定经验的法社会学理论。因此，“秋菊的困惑”对《秋菊》电影的使用当然是素材意义的。这种“法社会学”的文学素材使用与文学解释存在区别。文学解释并不必然受制于社会科学限制，一个成功的文学解释并不必然依赖于外部社会解释。如果仅仅把文学故事当作“法社会学”的素材，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于文本而言就是外在的。在我看来，“秋菊的困惑”命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超越“法社会学”等“外在理论”对文艺作品内在形式和整体结构的“素材化/对象化”束缚，从而超越“法律与社会”等“法社会学”命题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进而思考更具建设性的新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可能。前者意味着需要重思文学故事建构法律命题的方法论，后者决定着“秋菊的困惑”仅仅是一个“批判法学”的特殊性命题呢，还是更具建设性的开放性的法学理论问题。

推进对“秋菊的困惑”的反思，首先需要超越对文艺作品的“素材”式（因而是法社会学理论先行的）方法论预设。换言之，不是用一种外在的“法律与社会”理论裁剪《秋菊》，而是力求文学的叙述形式与社会语境的统一。在《秋菊》的电影形式中寻求语境化的理解和解释，在此基础上连接更为广阔的“理论问题”。相比纠结于秋菊故事的真实性或代表性等实证主义问题，不如直接把《秋菊》视为一部虚构作品，从秋菊故事的隐喻中寻求不同主体对于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想象。因此，秋菊故事的意义首先在于论者的叙事建构，尽管其“可信性”依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讨论“村长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等命题的学者推进了《秋菊》的文本与语境的研究。

秋菊的隐喻：超越“法社会学”

从“秋菊的困惑”视角出发，国家法律的“入侵”必然导致秋菊和村长（也就是乡土社会）的双重悲剧。“秋菊的困惑”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背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蕴含国家与社会、法律与伦理、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面对以普适话语出现的现代国家法律，代表着传统社会伦理的秋菊必然遭遇悲剧，而且秋菊们的个体命运无法逃脱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逻辑。

“秋菊的困惑”受困于“二元对立”之处，正是“法律与文学”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能够推进的地方。尽管遭遇了现代法律带来的戏剧性结局，但是《秋菊》的结尾并非秋菊故事的必然结局。

到《秋菊》，在讨论“秋菊的困惑”“欧·亨利式”的结尾之前，需要回到电影的核心情节：秋菊为什么百折不挠地“讨说法”？在讨说法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和挫折，新的经验（特别是城市经验）带给秋菊什么超越“传统农民”动力和主体意识的可能？追问和推演秋菊的“生活逻辑”需要解释和重构秋菊的“生活世界”。在我看来，秋菊之所以走出乡土社会进入镇里、县上和城市讨说法，其动力不仅是生儿育女的乡土伦理，而且包含着平等的尊严和要求村长“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法伦理，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后通过种辣椒——市场交易而获得的财产——经济权利。换言之，这三种因素都是秋菊讨说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秋菊多次（在多个瞬间）以为“社会主义政法伦理”（李公安—严局长）和“市场经济—法治”（法院）能够帮助她讨个说法，让村长道歉。